一、“十五五”事业发展规划的关键意义
（一）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十年
国家“十五五”规划作为我国迈向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衔接规划，其出台对于指导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新时期，“十五五”规划将面临世界政治经济急剧变化、规则剧变、战略定位与实际执行反差等挑战。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中明确提出：到2027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各级教育普及水平持续巩固提升，高质量教育体系初步形成，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明显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全面提高，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关键领域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教育布局结构与经济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需求更加契合，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建设迈上新台阶。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党对教育事业全面领导的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系统完备，高质量教育体系全面建成，基础教育普及水平和质量稳居世界前列，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人民群众教育满意度显著跃升，教育服务国家战略能力显著跃升，教育现代化总体实现。
湖北省委书记王忠林在2025年全省教育大会上明确提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省的目标，按照“3年打基础、5年大提升、10年结硕果”的安排，加快建设思政引领强、人才培养强、创新效能强、民生保障强、治理能力强、国际交流强的教育强省。
可以看出2035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是国家建成教育强国和湖北建成教育强省的目标点，这也是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教育领域的集中成果体现。未来十年将是教育领域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黄金十年，对于占据龙头地位的高等教育，国家和湖北省将从政策支持、宏观引导、资源供给等方面对办学实力强、转型快、成效好的高校予以强倾斜和扶持，以支撑教育强国和教育强省的建成。
根据目前对中国2023-2050年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毛入学率和在学总规模人口态势的预测，预计2035年前后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将出现拐点，届时18岁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大幅减少将直接导致高校生源数量进入快速下跌区间，未来高校将面临较严重的生源不足问题，部分高校由于生源数量锐减还将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从总体趋势来看，不论是用时间趋势外推法还是国际比较法预测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均从2023年开始持续增长至2035年前达到峰值后逐年下降。
2023-2050年中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预测（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
综上，无论从国家战略发展目标及安排来看，还是从现实人口变化的实际出发，未来十年是各高校深化改革、创新发展、争取资源的关键时期，无论是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还是申大、申硕、申博，都将集中在这段时期内进行激烈角逐，经过这十年的大浪淘沙，到2035年，教育强国基本建成，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将整体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届时各高校也将在庞大的高等教育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呈现相对稳定的状态。
（二）“十五五”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
对于国家来说，“十五五”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的关键五年。“十五五”与“十四五”、“十六五”共同构成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奋进的连续进程。“十四五”是奠定基础、明确方向的开局起步阶段，“十六五”将聚焦冲刺收官。“十五五”处于中间节点，既是对“十四五”规划深化推进的时期，也是2035年目标的中期检验阶段。
“十五五” 规划或与高质量发展、关键改革和绿色转型深度绑定。三个“五年”后，我国要在2035年顺利完成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20年翻一番；并且在2029年，三中全会部署的300多项改革任务要全部完成；同时，2030年中国要实现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左右等“碳达峰”目标。
从区域发展来看，“十五五”时期是湖北基本建成支点的加速冲刺期，也是全面建成支点的重要衔接期。未来五年，湖北经济和社会发展势必与2029年完成改革任务、2030年基本构建新发展格局、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等战略任务紧密结合，为基本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全面发力。
所以“十五五”时期将是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教育强国，也是湖北基本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建成教育强省的关键五年。在教育领域，预计大多数重量级的宏观政策、改革创新举措都将在“十五五”期间出台和实施，并产生初步的成效，为“十六五”的冲刺收官奠定基础。
综上，根据国家和湖北省战略发展目标及安排，武汉学院必须抢抓历史机遇，与国家和湖北发展同频共振，在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和教育强省的同时，实现高质量发展，建成受人尊敬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
二、关于学校发展定位
在编制“十四五”事业发展规划时，学校明确了九字办学定位，即“应用型，重特色，国际化”。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在关于高等教育的“第十一点”中明确提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明确各类高校发展定位，支持理工农医、人文社科、艺术体育等高校差异化发展。”同时在“第十二点”中提出“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统筹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和地方高校发展。加大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力度，加快推进地方高校应用型转型。”
（一）未来高校层次、类型、结构发展趋势
1.层次、规模与类型不再强挂钩。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多数高校是按照学科来分类的，如综合性、师范类、理工类、财经类、农学类、艺术体育类等，且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尤其是经过新千年前后的高校合并潮，高校层次、规模和类型间逐渐形成了一定的捆绑关系，如综合性大学和研究型。根据《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未来高校等次、规模和类型不再挂钩，研究型大学并不意味着规模一定大，学科一定齐全，应用型、技能型高校也不意味着规模一定小，学科专业少。研究型高校也可以是小而美，应用型、技能型高校也可以是多学科乃至综合性。关键是教育行政部门要“建立分类管理、分类评价机制，在办学条件、招生计划、学位点授权、经费投入等方面分类支持。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引导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
2.应用型高校将迎来大发展的良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将从“金字塔型”逐步转变到“橄榄型”。根据对2015—2018年不同收入国家（地区）专科、本科、硕士、博士平均招生规模占比的数据进行比较，可以看出目前我国专科学生占比偏多，本科及研究生阶段学生占比偏少。结合我国人口发展趋势，根据权威专家预测，高等教育适龄人口高峰将出现在2032-2035年，同时保守估计2035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预计将达到70%以上，进入高等教育深度普及化阶段，届时高校招生人数预计将比2024年新增500万人。结合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可以预见未来十年一是获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数量将有明显增长，同时硕士和博士招生数量将有大幅提升；二是新增的入学人数中大部分将进入应用型高校学习，国家势必扩大应用型高校的教育资源供给，应用型高校将迎来大发展的良机；三是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工智能技术的高速发展，社会对技能型人才的数量需求将逐步缩小，质量需求将逐步提升。
（二）武汉学院的特色发展之路
我国应用型本科高校具有“量大面广”的显著特征。在数量上，截至2024年底，我国1308所本科高校中464所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如果将博士点作为研究型高校分类的一个“门槛”，则剩余的844所高校基本都可划分为应用型本科高校。应该说应用型本科高校承担了高等教育转向大众化、普及化的主要任务，为社会输送了大量人才。
就目前而言，在上述三个类型中应用型高校的发展处境最为尴尬。与研究型高校相比，应用型高校建校时间短，在办学基础、师资力量、资金投入、社会资源获取等方面都比较薄弱，两者不在一个量级。与技能型高校相比，两者在专业设置和生源上存在明显重合，而技能型高校在“亲产业性”、服务地方能力和毕业生就业难度等方面有着独特优势。故此应用型高校陷入前后夹击的尴尬境地。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国家政策引导不充分。2015年，国家出台《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等系列文件，极大推进了研究型大学“双一流”建设。2019年，国家出台《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建设取得显著成果。但对于应用型本科高校，虽然国家有关部门于2015年出台《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等系列文件，但政策落实不充分，例如“制定应用型高校的设置标准”等要求，至今仍未落地。教育部新一轮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中的“分类指导”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应用型本科建设，但是审核评估总体上属于导向性和建议性评价，与办学资源配置没有直接挂钩，还不足以为应用型本科高校办学提供坚定的政策保障和改革方向。应该说，在国家层面上，对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缺失系统性制度设计。此外，在财政支持上，随着招生规模的急剧扩大，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投入增长远跟不上规模扩张。在地方财政支持能力不足、自身筹措资金困难的情况下，资金不足已经严重影响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发展质量和水平。
二是办学难度高，自身定位和发展路径不清晰。对比研究型、技能型高校，应用型高校既要跟研究型高校一样推进学科专业建设，又要在人才培养上直面行业、产业、岗位、职业、市场等要素，这些都是随时代和科技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所以应用型大学本身就属于是最难办的大学类型。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则过于依赖传统教育模式和人才培养方式，没有根据学校的学科特色、专业优势和所在区域的社会需求，确定发展方向和重点建设领域，学科专业结构与产业界需求匹配程度不高，增设新专业易、改造淘汰老专业难，专业预警和动态调整机制不健全，尤其是缺少产业界急需的交叉学科专业，往往出现企业需要的新兴专业高校没有，高校现有的传统专业企业又看不上，校企双方推动产教融合时难以找到共同的“关切点”。同时受限于对高校层次划分的传统观念影响，应用型高校尚无法摆脱研究型大学发展“路径依赖”，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基本都会提出“申硕”“升大”“申博”等新目标，但按照现行教育管理制度，这些新发展目标的内涵要素仍是传统高水平大学评价体系中的标准、条件。这样的评价指挥棒直接影响着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发展关注点，从而偏离了国家对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战略期待和发展要求。
三是社会的认同度不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观念依然普遍存在。近年来，我国民众虽然已经逐渐从“注重学历”转向“注重能力”，但由于就业机会、就业岗位、就业薪酬的较大差异，大多数民众依然认为应用型高校“低人一等”，导致部分家长及学生仍要追求学历提升，努力成为“研究型”人才，从而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同时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注重的是对学理性、学科性内容的考查，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反过来影响了应用型本科高校的课程体系设置。在校企合作方面，产教融合是应用型本科高校重要且必要的育人途径。但产教融合涉及政府、企业、行业学（协）会等多元主体，作为产教融合主体的学校和企业，双方的经济来源不同，目标指向和利益点各有侧重，很难基于共同利益建立长效机制。特别是，因为缺少有效的“捆绑”机制，企业花费很大力气参与培养的优秀人才经常不能为自己所用，长此以往，企业就逐渐丧失了与学校合作的兴趣。
基于应用型高校数量在本科教育中占据三分之二体量，可以说，没有应用型高校整体实力的强大，教育强国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可以预见，在“十五五”发展期间，国家应会出台一系列政策，如发布应用型本科高校相关建设指导性意见、实施一流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计划、按照应用型本科高校的特点平行制定一套新的研究生学位点建设体系等，大力支持推动应用型高校发展。武汉学院应充分发挥民办高校灵活的体制机制优势，加快应用型转型发展，重点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推进：
1.走内涵发展之路。锚定湖北省乃至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升级，动态调整学科专业，根据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深入修订2025版人才培养方案，重拟专业培养目标，重构课程体系，重组教学内容，重置实践环节；完善教学科研协同机制，破除传统科研的纯学术性评价标准，强化应用科研，注重落地转化；优化师资结构，引培专业带头人及行业领军人才，注重双师队伍建设；健全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评估体系，建立学校、行业、用人单位等多方协同评价机制，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2.走特色发展之路。秉承“不是第一就做唯一”的原则，面向行业找准独特人才培养生态位，错位办学、错层培养；加快数智转型，创新人才培养和治理体系；深化产教融合特色，筑牢动手能力和创新意识；传承公益办学特色，将家国情怀、社会责任融入课程思政，打造具有学校特色的人才素质底色；彰显国际化办学定位，树立世界视野、开放胸怀和正确世界观，不断提升人才培养竞争力。
3.走融合发展之路。一是加快学科专业交叉融合，根据本校学科专业优势特色，锚定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升级，理清学科专业交叉融合思路，搭建校内平台，建立奖惩和激励机制，完善考核。二是瞄准地方、贴近地方、融入地方，积极探索校政企协同发展机制，服务产业升级和社会治理，构建“校地互动、校城共生”发展模式。
三、打造创新导向的应用型大学
（一）创新导向的应用型大学内涵
创新导向的应用型大学秉承现代大学的精神，同时打破经典大学的办学理念和模式，以创新为核心理念和价值观，引领人才培养、科研应用、社会服务等全方位改革，成为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支撑。
1.以改革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将创新摆在办学治校的核心位置。一是回应时代新人的培育要求，重塑育人模式，培养创新人才，推动教育体系开放、教学主体转变和四个课堂融通，重点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意识；二是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学科专业的交叉会聚与创新联动，创新产教融合新范式，推动科研组织创新、科研协同攻关，产生创新技术成果，具备较高的产业应用效能；三是创新社会服务模式，围绕区域需求，探索新型校政企合作模式，构建全链条贯通的成果转化服务体系和新型平台，服务地方产业发展和社会治理。
2.以开放办学汇聚创新要素。创新导向的应用型大学通过开放式的生态网络系统结构，链接汇聚内外部创新要素，持续推动创新。一是构建开放的创新生态，形成“学科专业—人才—科研”融合互动的内结构，同时链接成果转化网络、社会服务网络、国际合作网络、校友联络网络等构成多网融合的外结构，促进校内外创新资源汇聚交融，打造互联互通、共生共享的创新生态系统；二是构建开放的教育生态，通过整合社会力量和国际资源进行协同育人，强化育人各环节共享互通，形成内外联动的育人生态体系；三是构建开放的文化生态，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世界优秀文化和校本文化的传承创新，构筑大学精神，提升社会文明，塑造开放共享的文化生态体系。
3.以现代化治理激发创新活力。以开放式的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治理能力推进校园治理的人性化、数智化和国际化，完善内外治理体系与运行机制，形成各领域改革的联动和集成，充分激发师生和内部组织的发展活力与创造潜能。一是健全董事会领导下以校长负责制为核心的行政执行与责任机制；二是加强党的领导；三是健全依托学术委员会的教授治学机制；四是健全依托教职工代表大会的民主管理机制；五是健全学生自我管理和全面发展的服务保障机制；六是加快推动数智赋能的AI校园建设等。
（二）“十五五”建设创新导向的应用型大学的必要性
1.是深入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使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于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议》中的第四大点明确提出“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并明确了深化教育改革的若干项具体任务和举措，表明国家将创新发展放在举足轻重的地位。在2024年9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统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着眼提高创新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把创新摆在了重要位置。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25年1月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在总体工作要求中明确提出了“深化改革创新、协同融合”，并将“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作为首要任务。综上，在国家统筹推进深化教育改革、建设教育强国的征程上，创新将贯穿始终，各高校也应顺应发展潮流，提高政治站位，以全面创新支撑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2.是全面贯彻湖北省教育大会精神的必然要求。2025年2月，湖北省委书记王忠林同志在全省教育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省的目标，按照“3年打基础、5年大提升、10年结硕果”的安排，加快建设思政引领强、人才培养强、创新效能强、民生保障强、治理能力强、国际交流强的教育强省，努力在公共教育服务优质均衡发展、高等教育创新发展、产教融合协同发展、教育综合改革创新上走在全国前列。”并在具体举措中明确提出“建强学科、平台、队伍，推进“71020”高校创新体系建设，发挥高校在创新共同体中的关键作用，大力实施人才引进培育“十百千万”行动。要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不断激发教育发展活力。”一方面说明在教育强省的建设中，创新是根本动力；另一方面也是对全省各高校提出了号召，要积极响应省委要求，以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支撑湖北建成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
3．是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建成受人尊敬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客观需要。当今社会，科学技术的加速迭代、人才需求的快速变化、全球性的重大挑战以及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提升，都对传统的大学发展范式提出了严峻挑战。当前创新驱动的时代变革，正牵引着大学形态和组织系统的重塑，唯有具备强烈创新意识且勇于变革的大学才能赢得未来竞争。武汉学院要完成“十四五”期间提出的“三步走”中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在2035年建成受人尊敬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必须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根本动力。遵循“明德创新”校训精神，突出创新在学校改革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以全面创新驱动全面发展，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治理体系创新等方面发扬“敢为人先”的武汉精神，在全国同类高校创新竞争中走在前列。
（三）建设创新导向的应用型大学的实施路径
进入21世纪，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纵深发展，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和发展驱动力的大跃升，尤其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推动现代大学的范式创新和系统重塑，突出体现育人范式、社会应用范式、学校治理范式的变革。此外，2025年8月2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7年，率先实现人工智能与6大重点领域（科学技术、产业发展、消费提质、民生福祉、治理能力、全球合作）广泛深度融合，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70%，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快速增长，人工智能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明显增强，人工智能开放合作体系不断完善。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90%，智能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推动技术普惠和成果共享。到2035年，我国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新阶段，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因此建设创新导向的应用型大学必须深入拥抱人工智能时代，用现代数智技术赋能人才培养、学校治理和社会服务。
1.育人范式创新。一是人才培养模式创新，通过深化“一主体两融合八共同”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强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二是学科专业建设创新，根据湖北及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动态调整学科专业，打造有竞争力的应用型专业集群，推动有武汉学院特色的“新文科”、“新工科”建设，同时找准学科专业交叉培养切入点，根据社会需求优化应用型复合人才的培养体系和专业方向；三是智慧育人创新，通过深入推动数智化转型，对传统学科专业进行改造，为学生提供全新的教育体验，形成数智导向的素质培养与能力塑造，构建开放式、个性化的泛在学习新空间。
2．社会应用范式创新。一是科技创新，紧密围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升级需要，整合内外部资源，有组织地汇聚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团队开展跨领域协同攻关，同时持续完善科技创新和成果激励机制，培育一批有社会影响力的高层次标志性成果；二是社会治理创新，通过有序推进校地融合，建立校政企协同平台，完善成果转化机制，有组织地将相关数智社科研究成果转化为地方治理效能。
3.学校治理范式创新。一是制度创新，从制度改革入手，破解制约创新能效的关键瓶颈，构建以学校章程为统领、创新导向的现代大学制度体系；二是治理体系创新，打造具有武汉学院特色的民办高校治理形态3.0，积极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学校管理，同时全面推进AI校园建设，形成共建智治的现代大学治理格局，激发治理体系新动能；三是文化创新，凝练具有武汉学院特色的公益文化和大学精神，建立有效机制，将其内化为全校师生的精神食粮和行动力量。
